那个电话是在凌晨三点打来的。
手机在床头柜上震动，像一只被困在玻璃罐里的垂死飞蛾，发出嗡嗡的悲鸣。
我从混沌的梦里被拽出来，心脏猛地一沉，像是被人从万米高空直接扔了下来。
这个时间点的电话，永远不会是好消息。
屏幕上跳动着两个字：妈。
我划开接听，手指甚至有些发抖。
“喂，妈？”
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，只有电流的嘶嘶声，和一种被刻意压抑的、粗重的呼吸。
这种沉默比任何哭喊都更让人恐惧。
“妈，怎么了？说话啊！”
“你爸……他摔了。”
我妈的声音很平静，平静得像一潭结了冰的死水。
“在卫生间。头磕到了。别急，已经叫了救护车，没事的。”
她说，别急。
她说，没事的。
可我听见了她声音里那根绷到极限的弦，仿佛轻轻一碰，就会彻底崩断。
我什么都没说，挂了电话，用最快的速度穿衣服。
我的手在抖，钥匙插进锁孔好几次都对不准。
凌晨三点的城市，像一座巨大的、冰冷的坟墓。
霓虹灯的光怪陆离，把我的影子在地上拖得很长，很扭曲。
我开着车冲向高速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只有一个念头在疯狂叫嚣：快一点，再快一点。
车窗外的世界飞速倒退，像一部被按了快进键的默片。
那些高楼，那些路灯，那些模糊的树影，都成了没有意义的色块。
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，我第一次离家去上大学，坐的也是这趟线路的火车。
那时候，天也是这样蒙蒙亮。
我爸扛着我巨大的行李箱，在前面走得飞快，背影像一座山。
我妈跟在后面，不停地往我书包里塞东西，苹果，煮鸡蛋，还有一瓶用旧罐头瓶装的、她自己做的辣酱。
她一遍遍地嘱咐：“到了学校要好好吃饭，别跟人吵架，钱不够了就给家里打电话。”
我当时觉得她好啰嗦，心里全是即将奔赴自由的雀跃，敷衍地“嗯嗯”应着。
火车开动的时候，我看到他们俩并排站在月台上，拼命地朝我挥手。
风把爸爸的头发吹得有点乱，他咧着嘴笑，露出一口被烟熏得微黄的牙。
妈妈在偷偷抹眼泪。
火车越开越远，他们的身影越来越小，最后变成两个模糊的黑点，消失在站台的尽头。
我当时没有哭。
我只是觉得，我终于自由了。